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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面貌改善彻底摘帽有底气

归档日期:05-23       文本归类:绞股蓝      文章编辑:爱尚语录

  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战中“最难啃的硬骨头”。半月谈记者在多个省份深度贫困地区采访了解到,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积极落实中央精准扶贫要求,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,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,区域性整体贫困面貌得到改善。各级扶贫干部对脱贫工作充满成就感和自豪感,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日益增强,“拔根”“摘帽”既有底气更有信心。

  革命老区贵州省赤水市丹霞地貌遍布,导致修路困难、成本高,路成为脱贫攻坚最大的短板。2014年起,年财政收入仅10亿元的赤水市在国家扶贫政策支持下下定决心修路。截至2018年底,共投入30多亿元资金新改建农村公路2800公里、硬化通村通组路2300公里。在此之前,赤水每年新改建和硬化农村道路不足200公里。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感叹:“精准扶贫5年修了过去20年的路!”

  据当地扶贫干部测算,交通改善使赤水农民年人均节支增收1200元,还带动7万人从事红色旅游等新兴产业,近万人因此脱贫。2017年,赤水市顺利脱贫摘帽。

  在其他深度贫困地区,路、电、水、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在扎实推进。西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陆华东介绍,西藏近年来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3470个,541个乡镇2084个行政村通了公路,累计改造农村电网4696公里,新修农村电网2万公里,解决了541个行政村通电问题。

  除了打牢“硬基础”,各地还积极通过配齐配强人力、探索脱贫机制等举措夯实脱贫攻坚“软实力”。

  南疆四地州是新疆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,当地结合本地实际,探索设计区域精准脱贫路径,采取驻村干部关心关爱、纺织服装产业带动就业、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、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、大病专项救治等措施多管齐下,确保脱贫攻坚之路走得稳、走得实。

  在精准扶贫“组合拳”中,推动产业发展、促进有效就业是实现长效稳定脱贫的关键。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,当前各地因地制宜,扶贫产业百花齐放,让贫困群众普遍感受到稳定增收的“加速度”。

  在湖北十堰市竹溪县,邻近县城的村镇纷纷成立手工编制扶贫作坊。半月谈记者在水坪镇华杰编织扶贫作坊看到,十余名带着孩子的妇女正忙着用塑料珠编串汽车坐垫、靠垫。作坊负责人李海燕说,订单是广东公司发来的,销路不成问题。据了解,串好一个坐垫工资3元。农村留守妇女一天抽空就能串十几副,一个月下来人均可增收1000元,水坪镇已有200多名妇女加入扶贫作坊。

  目前,十堰市已有445家企业(合作社)创办村级扶贫车间566个,带动周边数万群众办起扶贫作坊。十堰市扶贫办副主任李晖说,当地充分利用特色种植、养殖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门槛低、好上手、强度低的特点,让贫困群众顾家挣钱两不误。

  在地处秦巴山区的陕西佛坪县袁家庄街道办黄家湾村,魔芋种植大户范明侠积极探索以“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,带动当地群众发展魔芋产业增收脱贫。

  2017年,范明侠拿出30多万元,为合作社90户贫困户购置魔芋种,发展魔芋250多亩并签订每斤2元的回收合同,还免费提供技术培训,帮助贫困户户均增收达1万余元。现在,社员们又成立了农业科技公司,围绕魔芋建起从良种繁育、种植到技术推广与销售的全产业链,实现了稳定增收。

  新疆巴楚县阿纳库勒乡果勒买里村、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刘毅说:“我56岁了,原本可以告老回家,但看到村里的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,我觉得很有成就感,舍不得离开。下一步我们要围绕乡村振兴,利用村里的湿地资源,发展民俗旅游,让群众在青山绿水中增收致富。”

  “流转了80多亩土地种烟叶,一年已经赚了18万元。”湖北省房县门古寺镇项家河村贫困户刘忠秉18岁外出务工,嗜酒爱玩的他,2014年身无分文回到老家。2015年,在扶贫干部的鼓励下,他申请小额贷款,流转承包村里土地种植烟叶,不仅摘掉了贫困户帽子,还带动着20多户乡亲一起脱了贫。

  “现在不胡搞了,醉生梦死哪有踏实生活好,下一步我准备带着乡亲们试种紫薯、甜玉米,让大家的腰包更鼓。”刘忠秉说。

  随着深度贫困地区产业和市场日趋活跃,各级干部和群众在脱贫道路探索中思想更加解放、思路更加开阔。在湖北房县、竹溪等地,大家认识到原来被当作杂草的艾蒿、绞股蓝等其实是宝贵中药,纷纷种起这些脱贫“香饽饽”。

  竹溪县中峰镇鹰咀石村村民杨本树2013年注册合作社,种植加工绞股蓝,目前已吸引了中峰镇82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,实现户均年纯收入7000多元。

  扔掉用了半辈子、细菌跳蚤滋生的毡毯,换上光洁易打扫的地板砖;推倒又臭又脏的旱厕,建起卫生干净的冲水厕所;不再蹲墙根咬耳朵说是非,干完活跳起健身操广场舞……随着生产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,深度贫困地区不少农村移风易俗,陋习渐渐消失,贫困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转变。

  新迁入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乡嘎冲村的贫困户旦增说:“党和政府帮助我家告别漏风挨冻的土房子,住进80平米新民居,不但有卫生间,还有独立厨房和仓库。这才是好生活,我要争取早日脱贫,过上更舒服的日子。”

  在啃硬骨头计日程功、打漂亮仗捷报频传的脱贫攻坚决战阶段,要确保高质量脱贫落到生活实处、落到群众心里,也需要正视仍然存在的风险苗头。直面问题,才能拿出管用的化解之策。半月谈记者在调研中发现,部分地区仍存在“政府埋单、群众不买账”“重物质脱贫、轻社会建设”等六大风险苗头,需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加以重视。

  “政府安的水龙头”“你们(政府)的瓦片坏了”……半月谈记者走访滇黔桂石漠化山区某村寨发现,这个当地4年前花费700余万元打造的寨子,由于新房屋顶掉瓦较多、水龙头不出水、街巷路灯不亮等问题持续存在,村民啧有烦言。

 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,由于基层政府未能与村民妥善沟通,群众普遍存在“修房修路只是公家折腾”的心理,居住在山脊上的70多户村民宁愿到六七百米远的地方挑水吃或三五户集资打井抽水吃,也不愿意交3元/吨的水费,政府花钱兴修的安全饮水设施成为摆设。

  此外,也有村民表示,政府对钱是否花在刀刃上考虑不足,公共工程也不乏质量问题。如2015年新房盖瓦时,他们就反映过新瓦质量不好,与当地旧瓦相比,一片瓦轻半斤,大风一吹就掉,但政府没理会。

  为尽快脱贫、减少返贫,一些地区出台提高贫困户看病报销比例(有些地方甚至达到100%报销)等不切实际的健康扶贫政策,因此出现患者宁愿住院不愿门诊就医的“小病大养”问题,部分县市医保基金面临透支风险。以中部某市为例,该市出台贫困户年自负医疗费用不超过5000元的保障政策,一些住院患者因此长期不出院,将医疗机构当作养老院、福利院。

  另一方面,以发钱方式“兜底”仍是部分深度贫困地区选择的重要扶贫措施。西北地区某贫困村助理告诉半月谈记者,由于产业扶贫培育时间较长、短期不易见效,自己所在的村庄对贫困户的现金帮扶占比高达45%。他担心,一旦政府“断奶”,这些脱贫群体返贫风险大。

  为解决当地贫困劳动力就业问题,前年西部某县花400万元扶贫资金建设了一座扶贫培训中心,运行近一年来只解决了108人就业,其中相当比例还是无需培训的短期就业。

  半月谈记者在一份就业岗位派遣名单上看到,十几名村民都是被派去临时养牛。由于用工需求不多,培训业务少,400平方米的中心平日门可罗雀,培训教室里摆放的4台缝纫机看起来基本没怎么用过。记者来采访时,几名工作人员都在自顾自玩着手机,对培训内容、培训方式、群众就职去向等情况一问三不知。

  为让党员发挥先富带动作用,一些地区优先将扶贫资源和机会给予党员或村干部,其他村民因不能同等享受发展机会,意见较大。半月谈记者在部分贫困村了解到,有人利用自己是党员且担任村支书机会,优先获得政府80万元资金,用以种植水果172亩,一年收入30万元。其他村民根本没有渠道获得这样的扶持,连“万元户”都当不上,有人惆怅不已,有人甚至因妒生恨。

  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坦言,在未建立严格约束机制和合理分配机制的情况下,一些扶贫项目优先给党员发展,确实容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,甚至离间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,削弱党组织在农村的威信。

  一些自认为够格当贫困户却没当成的村民阻扰破坏扶贫项目实施;一些村寨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难以共处甚至互相敌视;部分受帮扶群众等靠要思想滋长;靠打工脱贫的深度贫困村,村寨“三留守”问题突出,年迈的留守老人无人照顾,生活艰辛……随着扶贫攻坚的深入推进,各地正加快补齐深度贫困地区“水电路讯房产业”等短板,与此同时,不少村庄内生发展能力的培植还有待引起重视。

  从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照顾到村庄公益事业共建共管,扶贫事业的社会建设维度不应遭到忽视。可持续脱贫亟需以实招加强基层社会建设,通过提升农民改善生活的内生动力及互助合作水平,为稳住脱贫成效乃至谋求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。

  受急躁化决策等因素影响,一些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出现“一头热,一头冷”情况:上层政策不可谓不热心,群众反应却颇为冷淡。以西南某深度贫困村为例,2016年,该村被确定为易地扶贫搬迁村,全村508户2335名村民需整体跨地区搬迁至180公里远的其他县城,但相当一部分村民近年来通过外出务工,已在老家修建了两三层房屋,村寨水电路讯通畅不成问题,生活成本也较低,就地发展有前景,村民依靠外出务工脱贫也有条件。因此,大部分村民不愿意搬家,愿意搬出的,也不想拆掉旧房。

  据当地村干部介绍,经过反复动员,目前他们村才搬迁了186户,其中不少还是半搬迁户(子女先搬到县城,父母依旧住在老家),而这186户村民搬入县城普遍感觉工作少、工资低,就地务工难以维持一家人生计,大部分还是选择去了沿海打工。“如果要‘一刀切’拆旧房,已经搬出去的50%以上群众将把钥匙丢还政府,重新回老家生活。”村干部说,不顾基层实际情况的拍脑袋决策只能是“一根弹簧插到底”,压得再实也会反弹,受累的还是基层干部。

  近年来,在政府及社会力量帮扶下,各地贫困村因地制宜发展村集体经济,不少村每年可有3万至5万元甚至更多的经济收入。而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及村组干部入股发展过程中,不少地区因缺乏规范化的管理和科学的贡献评定机制,村组干部面临廉政风险和村民的信任危机。

  某贫困县纪委书记表示,去年以来,他们处分了十余名农村党员干部,处分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这些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村集体经济过程中,存在私分挪用浪费村集体资金等情况,有些直接将村集体经济变成“家族合作社”或个人的“提款机”。

  另一方面,国家与地方在扶贫事业上投入大量资金,一些地方获得资金后,为花钱而花钱,不惜反复折腾、大水漫灌,产生“浪费式扶贫”。以西北地区某贫困村为例,2017年该村投入五六十万元建设了一个人饮工程,项目还没完成审计验收,去年县里又拨来一百多万元改造资金限期用完,村里就将项目返工扩建。

  当地乡镇干部介绍,去年他们乡镇4个村共获得了270多万元农村安全饮水提升项目资金,实际只要130万元左右就能高质量解决问题。此外,一些地方为推动美丽乡村建设,要求各村大搞栽花种树、配建运动器械,却缺乏细致规划评估。由于筹划不当,部分村栽的花和树不适合当地生长,不久即以枯死收场,运动器械也损毁严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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